夜里我又去收竹筐。筐里的纸钱烧完了，灰码得整整齐齐，边上压着一块小砖，怕风吹散。守灵房的门开着一条缝，里头灯亮着。我走到门口，她坐在长凳上，手里捏着那个行车记录本，翻到那一页，一页一页地看，其实那一页她已经看过了。我说，明天要用的。她说，我知道。她把本子合上，放在长凳上，没还我。
我说，那一栏你签了，矿上就没话说。她说，我签了，矿上就有话说了。她说，空车那趟，是他们写的，不是我写的。我说，你坐在我车上，我记你名字，这是实话。她说，实话不值钱。她说，值钱的是那两个字，病故。
她从长凳上站起来，走到棺材脚那头，背对着我，说，你那一晚在走廊里，是不是全听见了。我说，换灯泡。她说，灯泡不用换，那盏灯我早上看见是亮的。我没接话。她说，我不怕你听见，我怕的是你听见了还当没听见。我说，我没当没听见。她说，那你明天在矿上，替我把那两个字问明白。
她回到长凳上坐下，把本子推给我，说，明天到了矿上，我签。我说，现在签不行吗。她说，现在签，我今晚睡不着。我说，为什么。她说，签了字，他就真成病故的了。她说完这句，把灯拉灭，黑着坐在长凳上。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把本子揣进兜里，带上了门，没闩。
回宿舍的路上我绕到车库，把行车记录本放在驾驶座上，又拿下来，夹进工具箱。夜里我睡不着，十一点起来抽烟，烟抽到一半，把烟头按灭在鞋底上，走到窗边。窗外是院子，办公室的灯亮着，排班表还钉在门后板上，那行字隔这么远看不清。车库的门我今晚带了，带得很严，插销插到底。
第二天早上五点五十，我发动了车。她已经在灵堂门口站着，穿自己的灰呢外套，头发梳得很光，手里拎一个布袋，布袋里是两个馍和一壶水。她上车，把安全带拉过来扣住，这是她头一回在这辆车上扣安全带。我说，山路颠。她说，我知道。
出大门的时候，老顾站在门房里，手里端着搪瓷缸。车开过去，他喊了一声，把车窗摇下来。他说，到了矿上，先取东西，再谈别的。我说，知道。他说，本子带上了没有。我把本子从工具箱里抽出来，举了举。他说，让她当着医务室的人签。我说，行。他把门房的窗关上，窗玻璃上有一层灰，关上时留下一道干净的边。
山路走到一半，过一段塌方的窄道，我把方向盘打死，左轮离崖边不到两尺。她两只手抓住仪表台上方的扶手，指节发白，一路没出声。过了那段路，她把扶手松开，手心在裤腿上蹭了两下，蹭掉汗。她说，天天这么开。我说，天天这么开。她说，你不害怕。我说，害怕。她问，怕什么。我说，怕车空驶回去。她没听懂这句话，也没问。
中午到了矿上。矿门口停着一排自行车，广播里放着天气预报。家属院在后山，红砖房，一水儿四层。她把布袋拎在手里，走在我前头，走到第三栋楼下停住，抬头看四楼的一个窗户，窗户上挂着一条蓝褂子的影子，不是她男人那件，那件在馆里。她说，那扇窗底下晾衣裳的地方，他去年帮我钉过一根铁丝。我说，走罢。她应了一声，跟我往医务室去。
医务室在办公楼一层，门开着，里头一个戴袖套的老大夫。姓吴的不在，值班的是另一个人。老大夫翻档案，翻出出勤表，又翻出医务室的登记本。登记本上写着：罗广德，最后三个月，每日领速效救心丸十粒，签字人罗广德。最后一页写着：最后一次就诊，自述胸闷，要求开诊断证明，大夫未开，理由：非本院住院病人。
我把本子摊在桌上，翻到那一页，把笔递给她。她接过去，手不抖，笔尖落在纸上，停了很久。老大夫在旁边看着，老顾不在，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和一个翻档案的声音。她写下罗门何杏四个字，写完把笔搁下，说，这两个字，是我自己写的。我说，签了。她说，签了。她把本子推给我，推的时候指尖压着那四个字，像怕被人擦掉。
老大夫把出勤表和登记本的复印件装进牛皮纸袋，封口，盖章。他把纸袋递给我，说，矿上的认定，缺这两样。我说，缺哪两样。他说，缺他每天领药的签字，缺他没开成那张证明。他把纸袋往我怀里按了按，说，你带回去，让馆长看第三页背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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