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后在信的末尾，顺手提了一句日本的骚乱，问一问陈佑的意见。
日本骚乱在兴国末就有发轫，到去年周国相权交替人心思动的时候真正成为问题，从去年下半年起就愈演愈烈。
不过朝廷过完年才收到奏章得知此事。
为了清理当地豪族，西海当初进行了一系列改革，其中就包括保民、限田等令的雏形。
而且因为孤悬海外且人少地狭的原因，这些政令执行地十分彻底。再加上镇守府大量提拔当地底层百姓，至少在西海普通百姓中，镇守府的声望远大于日本王室。
不过吕端调走之后，接任的西海镇守在中原商贾的游说下改变策略，所有政令都区分当地人和中原人。
比如说工农结社，禁止当地大户插手结社事宜，但凡有嫌疑，立刻敲打；但中原来的工商主却可以借鉴中原的先进经验，安排亲信掌握商行或工场、农场的结社权力。
再比如说最低薪酬，为了底层百姓的福祉，新的镇守提高了最低薪酬标准，强令当地大户必须遵守；不过，中原过来的工商主却可以不遵守这个标准，能够以较低的酬劳雇佣到那些没有工作的贫民。
又如限田，本地大户自然是老样子，中原来的工商主则被允许以商行等实体购买土地.镇守府对外解释因为商行财产分属多人甚至多个商行，所以商行等实体不在限田范围内——这一经验已经传到中原，部分地方开始尝试把工商业实体单独拎出来，借以绕过对单个自然人或家庭的限制。
总之，原本当地那些死而不僵的大户就对镇守府不满，又因为双标把兴国中期发迹的新贵们推到了对立面。
终于，去年在西海镇守一心想要运作返回中原的情况下，西海当地爆发了骚乱。
现在的情况不得而知，但根据送到朝廷的情报，几个月前就已经有人打砸抢烧，主要目标是中原人的财产。
考虑到西海一些容易发现、容易开采的露天矿都开采得差不多了，朝廷上已经有人提出放弃西海道的主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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