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有早产带来的一堆乱七八糟的毛病，药比饭还贵。贺黔那时候最怕我生病，不仅是怕我难受，还是怕医院。怕那些账单，怕那些穿着白大褂的人用探究的眼神看着我们，问：“孩子的妈妈呢？”“你看起来真年轻，是哥哥吗，还是舅舅？”
他从来不说“我是他爸爸”。他只是沉默，然后掏出那些皱巴巴的零钱，一张一张数清楚。
那双手......根本不像二十岁年轻人的手。
虎口贴着脏兮兮的创可贴，边缘卷起，露出底下红肿发炎的皮肤——便利店搬货时纸箱边缘割的。食指和中指有新鲜的水泡，鼓鼓的，透明液体在里面晃——餐馆后厨炸东西溅的油。手背上还有一道的结痂，深褐色，像条丑陋的虫子——物流中心分拣时被纸箱里的金属边划的。
最触目惊心的是左手手背那个烫伤。新鲜的，红得发亮，边缘已经起了水泡。
“疼吗？”我用指尖轻轻碰了碰边缘。
贺黔的手抖了一下。“不疼。”他说，声音很哑。
骗人。怎么可能不疼。
后来我拼凑出了他一天的轨迹：早上六点到便利店。他不是收银，是理货员——要把成箱的饮料从仓库搬出来，一箱二十四瓶，一瓶五百毫升，一箱十二公斤。他一天要搬多少箱？我不知道。我只记得有次他下班回来，T恤后背全湿透了，贴着瘦削的脊梁骨，他一弯腰，我都能看见一节节凸起的脊椎。
下午，餐馆后厨。洗碗、择菜、给厨师打下手。餐馆老板是个尖刻的中年女人，总嫌他动作慢。“大学生了不起啊？还不是来我这里洗碗！”——贺黔没读大学，但她不知道，或者知道了更要戳他痛处。后厨没有空调，夏天温度能到四十度，他一站就是六小时，围裙底下全是痱子。
晚上八点到凌晨，物流中心分拣快递。这是最累的活，但钱给的多。要按区域分拣成千上万个包裹，重的有几十公斤的家电，轻的也有文件袋。传送带不停，人就不能停。他回来时眼睛都是直的，身上灰扑扑的，有时膝盖和手肘会有淤青—搬重物时摔的。
这样一天下来，甚至不包括随时变幻的工作，他还能站在厨房里，对着借来的|日食谱，尝试给我做一顿“有营养”的饭。
“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呀？”三岁的我指着那盘番茄炒蛋问，“我们吃泡面不可以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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