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顺这个非基督文明且和佛教关系还不错的国家的出现，以及大顺朝贡国体系内的“礼法”问题，使得僧伽罗国王找到了一个良好的外援。
大顺朝贡国体系内的礼法问题，是“天下”这个概念延伸。天下，说白了，就是说大顺的道德观，在“天下”这个范围内，是普适的。出了天下未必管用，但天下之内肯定要管用。
贵族分权国王？这在大顺天下内的道理观里，肯定是不对的。
于是，一个要出于对天下概念的维护、一个正好需要一个强力外援。
一个是取代了荷兰人的新“殖民者”、一个是南印度来的根基不稳的王族。
一个是高举着反基督大旗的东方宗教守护者、一个是需要重振佛法加强中央集权的原始佛教国家。
亦算是一种天作之合。
至于所谓的民族主义反抗？更是没影的事。
历史上，僧伽罗民族的民族意识，恰恰产生于宗教。
是佛教与基督教的对抗，催生了僧伽罗人的民族主义。
是英国人要种茶叶，要拍卖僧侣的田产，使得僧侣阶层联合一致保卫自己的利益，反对西方的基督教势力。
而在这之前，很难说僧伽罗人有自己的觉醒的民族意识。
毕竟，之前有国王，是被贵族以“不能够善待外国人”、“和海边的外国人发生冲突”等理由推翻的。
指望着一群融合了原始佛教、特色种姓制度的人，觉醒民族主义，也确实是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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