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代之以雇工、雇主，雇工请求为计件工资、亦或春秋时候多给一些酒钱、亦或做工要有米贴，这与刚说的地主佃户事有何区别？”
“竟难不成，圣朝要学东虏，前朝末年于江南，士绅竟有赞东虏‘仗义’者，如今更有思慕东虏者；奴兵起义，竟是士绅请东虏出兵镇压箪食壶浆以迎蛮夷？”
这话，正是工厂主们担忧的来源。
他们虽然不懂小农经济是帝国的基础这个道理，也不懂大顺这样的末期封建王朝至少在理论上要行抑兼并的手段。
但是，他们知道大顺一些地方官的风格。
贪官还好，清官肯定是略微偏向于底层的。
正以为刘钰这是替着朝廷表达了态度，妇人刚想说若如此，新机器他们真不敢用的时候。
刘钰又道“但另一种情况，也得考虑。”
“譬如这地主家里，乃用牛马牲口，佐以耧车耕犁。原本要将土地分出百余收租，如今却只养二三十雇工。于是被迫退佃之人，竟蜂拥而起，砸毁耧车耕犁、杀灭牛马驴骡……这便又不一样了。”
“你们可明白了其中区别？”
他讲了这么多，其实若在后世，只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以生产力是否进步为准绳。
但这时候，除了他身边的那些人、以及他带出来的学生军官等多少能够明白外，这里的人如何能够理解这个评判标准？
毕竟，这还是个春秋决狱的时代。春秋里，没写一句“人均生产力是否发展是衡量对错的重要标准”，这就难说清楚。
这样举例一讲，不管是身边的松江府尹，还是机户妇人，大约也都听明白了其中的区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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